，他们买了两份七块钱的炒饭靠坐在花坛上吃了起来。

有时候费薄林会想温伏简直是这个世上最懂事的小孩，那个把温伏弄丢在盐津大街上爸爸是最没福气的人。

温伏跟世界上所有十七八岁的少年一样有着那些普众的喜好，爱吃，爱动，爱玩，可十八岁的温伏自从毕业看到费薄林记账的笔记本起，从没主动开口提过一次要钱。搬来锦城的这几个月，他所有的花费开始用费薄林的时薪来衡量：一个肉松面包是费薄林十分钟外卖的跑腿费，一次班费是费薄林一晚家教的薪水。

温伏没有再向费薄林开口买过一次零食，也没再向费薄林要钱买过一次雪糕，哪怕是最炎热的夏天，他也要等费薄林在家的时候才舍得打开房间唯一一台空调。

面对落座在城市中央的演播厅周围这些三百块一晚的酒店，温伏觉得火车的硬卧也挺好，一觉睡醒就能到家。

有时费薄林也会很自私地庆幸有温伏的爸爸，如果对方没把温伏弄丢，也轮不到自己把温伏捡回家里，只是可惜没有从四岁起就让温伏来到戎州，白受了十几年的苦才来到他的身边。

他偶尔会希望温伏不用那么懂事，因为懂事并不是一个好词，它代表被夸赞者身上太多将就的痕迹。

可是他还没有足够的资本与底气能让温伏不受这些委屈，一穷二白和籍籍无名的现实像两座千钧重的大山，紧紧地压在十九岁的费薄林身上，未来太远，长路漫长，他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让温伏过得更好些的办法。

对他而言，要么一直熬，熬到大学毕业，熬到研究生，熬到从学业到社会一步一步走出头那天，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熬成万千普通人中的一员；要么，就是去英国赌一把。

冬夜冷硬的月光掺杂在隆隆的火车声里，透过溅上了斑斑点点的雨水的窗格照到温伏熟睡的脸上，不知是年纪到了，人开始抽条，还是这两个月来太过忙碌，温伏两颊的肉消瘦下去，五官更出落了，逐渐显露出清晰瘦削的面部线条。

费薄林慢慢接受着他们在长大的事实，这晚在火车里他一夜无眠，对二人的未来无限憧憬和迷茫着，决定去国外的心愈发紧迫。

下午两点，他们抵达锦城前的五分钟，费薄林在火车的过道里接了一个电话。

费父的律师在邹家的帮助下暂时以处理公司事务为由，跟随邹家安排在费氏的高层一同出国，从而暂时脱离了许家的掌控。

对方表示，只要费薄林准备得当，他们随时能在国内托人帮忙处理好费薄林出国相关的一切安排，只要买好机票，一旦落地英国，立马有人负责他的全部行程。

但对方也把利害关系说得非常清楚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英国，只要沾上了费氏这趟浑水，在哪里都是刀山火海。别说现在才掺和进来的费薄林，就是费父、邹家和律师，随时都有可能和许家闹得两败俱伤，最大的篓子捅出去也就是费氏股份一夜暴跌濒临破产，最后每一个人都负债累累，甚至面临牢狱之灾。他们唯一能给费薄林保证的就是他人在国外，暂时不会被威胁到人身安全，即便到了被迫背负经济犯罪名那一步，他也还有一丝喘息之机。

时间紧迫，费薄林有半个月左右的考虑周期，一旦做出决定，双方都要按照规划做出相应的举措，可以说费薄林是费父和邹家翻身的唯一砝码，如果他点头，那英国一程就是背水一战。至于要多久？三年五载也不一定。如果他放弃，那邹家的人和律师会原原本本地回到锦城，接着在许家的压迫下苟延残喘，背后连同费父被一起踢出局。

费薄林接完电话回到位置上时，温伏已经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收好放进包里，自己背后背着吉他，怀里背着书包，前后都塞得鼓鼓囊囊，身体的厚度直接加宽了三倍。旁边的人或打趣或好奇地朝他身上投去目光，温伏坐在座位上，一副刚睡醒的样子，安安静静地等费薄林回来。

费薄林瞧着他这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冷淡模样就想笑——怎么不管几年过去，身体再怎么长，温伏永远都是十六岁的样子？好像天塌下来也塌不到他心里那一亩三分地，头发乱糟糟的他不管，别人议论他他也没听到似的不搭理。温伏想做什么，就只做什么——他要在原位等费薄林回来，火车就是下一秒钟脱轨也不能让他挪动半步。

费薄林过去把温伏怀里的包背到自己肩上，等火车停稳到站后，过道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，他再带着温伏下车。

下了车他们还是去那家早餐包子店吃了三屉包子，那天他们吃的是头三屉，这天他们吃的是店里最后三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