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店，广州朋友来电话，一听“红月”就笑，十个广州朋友听见，十个笑，我跟同事下了飞机，到酒店，也笑了，酒店大堂，等于夜总会，夜里九点多，电梯旁边，两排几十个小姐，楼梯旁，立满小姐，庸脂俗粉，等于是肉屏风，总台附近，算是娱乐区，当中一个吧台，就是小Ｔ台，三面高脚凳，坐一圈客人，台上有钢管，走内衣秀，女人直接走到酒杯旁边，奇怪，看客只是老太太，老外婆，男小囡，中学生。小姐不断上吧台，大腿像树林，我晓得吃药了，进电梯，到了楼层走廊，五六个小姐立等，走进房间，门铃，电话，一夜响到早，小姐不断来电话，敲门，这种场面，《亭子间嫂嫂》这本书里，写过吧，差得远了，一般宾馆，也就打来几只电话，叫几声先生，也就不响了，这家酒店，早上两点三点四点钟，五点六点七点钟，照样有小姐来敲门，开一条缝，泥鳅一样，就想钻进来，轧进来，讲是借打电话，或者直接问，老板，先生，要不要换枕头。小琴说，啥意思。

玲子说，这是客人的黑话，打电话到总台，换枕头，就是要小姐。范总说，第二天一早，我跟同事吃了早饭。玲子说，慢，夜里到天亮，太潦草了吧，要慢慢讲，这一夜，不可能太平的。俞小姐说，老鼠跌进白米囤。

范总说，我哪里有心情，广州朋友的电话，一夜不断打进来，一讲就阴笑，问我情况好吧，要保重身体。我实在烦，我等于进了四马路，进了堂子，惠乐里，让我短寿。我朋友讲，范总活到这把年纪，已经可以了，万恶的旧社会，六十就算上寿，四十为中寿，可以满足了。我只能大笑，我的心情，啥人会懂。俞小姐说，算了吧。陶陶说，后来呢。范总说，我吃了早饭，决定退房，同事出门去办事，我回房间，走廊里几个小姐挡路，其中一个讲，老总，现在一个人了，可以做了。我一吓。小姐讲，同事出去了，做一做好吧，十五分钟，我有化妆品，快的。我讲，化妆品。小姐讲，装糊涂，我还叫安全套，这也太土了，太不文明了。我看看小姐，皮肤好，身材玲珑，讲句酸的，此地小姐，基本是大身架，北地胭脂，眼前的小姐，倒是南朝金粉。我讲，听口音，小姐是江南一带的人。小姐讲，我上海人呀。我问，上海啥地方。小姐讲，上海昆山。我讲，昆山是江苏呀。小姐笑笑讲，老总呀，这是一条走廊，为啥就要开地理课，快一点，拖我到床上开课嘛，去呀。我不响。小姐讲，上海嘉定昆山太仓苏州，东南西北位置，可以写到我肚皮上，我就记得牢，跟学生妹上一课，要认真一点，去呀。当时我讲，阿妹，就要过年了，早点回昆山吧。小姐讲，生意人，真不懂感恩，小老婆特地来照顾，因为老公太辛苦了，做男人，适意一趟是一趟。范总讲到此地，吃一口酒。陶陶说，后来呢。范总说，后来就不讲了。葛老师说，说书先生卖关子。丽丽说，我要听。范总说，当时我就问小姐，适意一趟是一趟，啥意思。小姐笑笑不响，人就靠上来。我旁边一让，我讲，是我马上要枪毙了，我晚期癌症了。小姐发嗲说，唉呀呀老公，小老婆是吹枕头风，灌一点迷魂汤，为啥当真呢。

俞小姐说，这种做皮肉生意的坏女人，应该立刻关进妇女教养所。阿宝说，过年之前，照例会扫黄。陶陶说，现在的老婆，缺一个项目，基本不懂嗲功，小姐最领市面，也就更加嗲，更加软，黏上来就软绵绵体贴，生意就好做。范总说，还好，我几个广州朋友到了，后面，也是跟了一串戴胸罩的大闸蟹，花花绿绿，好不容易关了门。我朋友讲，这段时间，此地价格公道。我讲，喂喂，是不是以为，我已经做过了。朋友笑笑不响。

我讲，为啥不相信我。朋友说，哈哈哈哈。我讲，总要相信我吧。朋友讲，大家懂的，管得松，价钿公道，服务就到位，管得紧，也就偷鸡摸狗，仙人跳，放白鸽，敲诈绑票，样样全来，因此，做也就做了，无所谓的。当时我听了胸闷，差不多要发心脏病了。朋友讲，假客气，想做就做，此地，一般是不寻情人了，太麻烦，过节，要写贺卡，要吃饭，买礼物，过生日，看星星，点蜡烛，过了情人节，三八节，七七节之后，中秋节，国庆节，感恩节一过，圣诞，过了元旦，再是情人节，烦。

范总讲到此地，大家不响。葛老师叹息说，这位昆山小妹妹，根本不懂立世根本，唉，万恶淫为首。沪生说，老先生，最喜欢背这句。葛老师说，现在事实证明，美色当前，范总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居心清正，不贪欲事，必有好报。范总说，是呀是呀。葛老师说，看《金瓶梅》，不学其淫，当然，男人一见冶容，名利心就变淡，这是好的，但是古代某种文人，不是专评淫书，就是写淫传淫，鼓励女人思春，结果呢，不是腰斩而亡，就是嚼舌自杀，犯得着吧，做人，要堂堂正正，不可以昵情床枕，探花折柳，窃玉偷香，女人也一样，不可以贪色，思想上面，首先要戒淫，否则，自取其殃，得不到好报，自短寿命。俞小姐冷笑说，范总的朋友，原来全部是不三不四的男人，太下作了。范总说，俞小姐哪里懂男人。俞小姐说，乌七八糟的宾馆，野鸡，政府要加大力度，全部消灭光。沪生说，不错，苏联新政府，妓女消灭最多，成群结队勾搭革命红军，列宁写过一封信，建议全部枪决，结果中文版里，“妓女”翻译成“卖身投靠者”。葛老师说，中国人，最懂春秋笔法，文字功夫一流，罗宋人呢，做事体最辣手辣脚，最无所谓，苏联红军多数有梅毒，为啥，妓女做了随军护士，１９２０年，苏联妇女集中营，大部分也关这批苏联妹妹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葛老师最近信耶稣教了，开口就是姐姐妹妹，肉麻吧，妓女，就叫妓女。葛老师说，古代人提倡优秀，就是“倡优”两字，数蕊弄香，雅极，后来俗极，英文里叫火腿店，上海人讲咸水妹，咸肉庄，男人走进去，叫“斩咸肉”，接待外围人，叫啃洋肠，罗宋咸肉，高丽咸肉，矮子咸肉，提篮桥，有东洋堂子，晓得吧，只有我，跟新中国的政府叫法一样，这是教育嘛，太平天国女兵，互相也称姐妹，所以一直称呼姐姐妹妹，后来国家拍一部教育妓女的电影，《姐姐妹妹站起来》，当时采取行动，捉了多少姐姐妹妹，包括外国姐姐妹妹，潮潮翻，关到通州路，龙华教养所，有的女人，抱了白皮小囡，黑皮小囡，大哭小叫，要上吊，要寻死，教育结束后，思想就通了，心甘情愿，做三轮车夫的老婆，有一批，报名去了边疆，因为军人缺老婆，太平三十年，社会松动，风调雨顺了，新妹妹小妹妹，乐而思淫，又冒出来了，压得越紧，萌檗有力道，讲起来，天下确实有一种女人家，欢喜这口饭。玲子说，是的，天生喜欢，无啥办法。葛老师压低声音说，只有当时的日本小妹妹，最了不起。亭子问小阿嫂说，啊。葛老师说，因为责任太重，二战结束，市面上来了一批日本小妹妹，浓妆艳裹，到上海做皮肉生意，怀孕了，乘轮船回日本，再来一批，有喜了，乘轮船回去，来一批，有了，就回去，再来一批。陶陶说，一共来了几批。葛老师压低声音说，大概十几批不止，为啥呢，是来借种，日本男人打仗，基本死光了，已经到了关键阶段，根本寻不着男人传种的关头。丽丽疑惑说，真有这种事体，讲起来严重了，难道现在日本人，全部是中国种了，上海人了。葛老师尴尬说，这是听说嘛，民间故事，民间传说可以吧，日文里有“雑婚”，“混血”的讲法，明治年是“人种改良”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停停停，好了好了，每一次吃饭，讲来讲去，不是讲听不懂的事情，就是讲恶阴事体。菱红说，恶阴恶状，样样龌龊事体，垃圾事体，不弄到日本人头上，就不适意。

大家吃酒吃菜。丽丽说，每次见到大家，见到玲子姐姐，菱红姐姐，我开眼界。玲子说，丽丽见过大市面，太客气了。丽丽说，刚刚讲到包养，我就一直想，觉得有道理，一个小弄堂里小姑娘，有啥优质的男女教育呢，但是跟了一个高级领导干部，优质日本男人，香港好绅士，体验男女生活，过几年，眼光，谈吐，品位，气质，习惯，等于几年里，免费硕博连读，免费培训直升班，人完全就两样了。菱红说，嫁人不对，不如不嫁。

丽丽说，弄不好，是倒了大霉，我同学嫁了一个男人，婚前无啥，婚后呢，老公对上海的反感，全部转移到老婆头上了，可怜呀，看见老婆吃一碗菜泡饭，吃一口白米饭，老公就翻面孔，老公是种麦出身，天天要吃手擀面，认定天下白馍馍，最是养人，要死了吧，上海新娘子，天天去发面粉，等于开了大饼店，噼哩啪啦，每月要做大饼，老公买来大小两根擀面杖，一块木板，一见老婆淘米烧饭，就要哭，要吵，要辩论，讲起来，受过最高等教育。小琴说，这也不一定，我是农村人，我就根本不喜欢农村，我只想上海，回去过年，是看我爷娘的面子，现在一台子人，热闹，我回乡过年，弟兄姐妹，也是一台子，吃吃讲讲，但是房子外面，山连山，上海房子外面，仍旧是房子。玲子说，小琴讲这几句，有意思吧。小琴说，去年回去，我同乡的同乡，托我带六双皮鞋，满满一旅行袋。玲子姐姐讲，我是发痴了，地摊货的皮鞋，十五块一双，六双鞋子总共九十块，一股化学味道，又臭又重。姐姐讲，就算背到邮局里寄，也不止这点钞票，但我心里晓得，只能带回去，这是乡下规矩，要我回绝，我开不出口。玲子说，小琴的脑子，已经进水了，一百块不到，一大包，轧长途汽车，而且这个同乡小保姆，小琴完全不认得，是隔壁村庄老乡介绍的。小琴说，姐姐，乡下就这样呀，一桩事体做不好，传一辈子。陶陶说，结果呢。小琴说，要人传句好，我一世苦到老，我当然带回去了。陶陶说，小琴真好。小琴说，乡下，就是这副样子呀，鸡看不见人长大，人看不见山高大，我父母，一年一年见老，门口两棵树，一年年粗，今年，两棵树加了新木料，做了父母两副寿材。玲子说，小琴做啥。小琴说，不好意思，弄得大家扫兴了，不讲了。陶陶拿了纸巾，小琴接过说，我本想讲讲开心事体，让大家笑笑，啥晓得一开口，就不对了。陶陶讲，讲得有感情，请继续。小琴说，去年大年夜，乡下一台子人刚刚吃饭，外面有人敲门，我爸出去一张，不见人影，回来坐定，外面有人笑一声，北风大，有人咳嗽，我跟爸爸出去看，雪地白茫茫一片，见不到人，家家户户关门过年，狗也不叫，我吓了，跟爸爸回来，一台子兄弟姐妹吃菜吃酒，我吃不进，听外面还有啥声响。爸爸吃了一杯，跟我娘小声讲，肯定，是小叔来捣乱了，小琴，先帮小叔摆一副碗筷，我娘讲，算了，几年不摆了，小叔一定去县城了，不会再来了，我爸讲，就靠冬至烧一点纸，有啥用呢，过年大家一回来，坐满一台子，有人就冷清了，难免会眼红。爸爸讲到一半，大门哗啦啦一阵乱响。菱红说，吓人。小琴说，我一开门，一只绶带鸟飞进来，乡下叫练鹊。我爸对这只鸟讲，大年三十，有啥可以闹呢，有啥不开心呢。这只鸟不响，大家也不响。我心里晓得，这只练鹊，就是我小叔。丽丽说，哪里有这种吓煞人的鸟。小琴说，乡下就这副样子，反正只要大年三十，常有这种事体，有动物冒出来，听到怪声，咳嗽，结果撞进来一只鹌鹑，一只毛兔子，一只鹗，这次是练鹊，春天飞到坟墩上，死叫活叫的怪鸟。此刻大家不响。

小饭店外面是进贤路，灯光昏暗。小琴说，１９６１年大饥荒，我小叔到阴间报到，做了讨饭饿煞鬼，当时葬得太薄，因此容易逃出来，每到过年，大家到齐吃饭，吃得好，讲得好一点，汤汤水水多一点，热闹一点，小叔就不平衡了，闹一点事体。大家不响。小琴说，这个大年夜，大家怕小叔惊吓，炮仗就不放了，大年初一，我开了门，小叔就飞走了，到了正月十五，天下的宴席，全部散了，房子里，只剩我父母，全部走了。玲子说，如果全家迁来上海，小叔飞得到上海吧。小琴说，这不可能了，说不定，变成一部土方车，撞到街面房子里，倒是可能的。满座笑翻。小琴说，我这是瞎讲了，我小叔，如果是一般的鹞子，一只麂，上海密密麻麻的马路，房子，也是飞不到安亭，走不过黄渡，肯定迷路了。陶陶说，最后关进铁笼子，送到西郊公园。大家不响。小琴说，我以前一直认为，人等于是一棵树，以后晓得，其实，人只是一张树叶子，到了秋天，就落下来了，一般就寻不到了，每一次我心里不开心，想一想乡下过年，想想上海朋友的聚会，就开心一点，因为眼睛一霎，大家总要散的，树叶，总要落下来。玲子说，这有啥呢，散了再聚，聚了再散嘛。葛老师说，小琴看上去笑眯眯，心里是悲的，听老师一句，做人要麻木，懂吧，像我一样，看看报纸，吃吃咖啡。玲子说，好了好了，葛老师已经老得阴笃笃了，要大家也一样，最好集体蹲养老院。大家不响。亭子间小阿嫂说，开这家饭店，葛老师一点不老，帮了不少忙的。玲子白了小阿嫂一眼，端起杯子说，是呀是呀，借此机会，我就请请各位，以后常来。

这顿夜饭，陶陶与小琴虽只攀谈几句，但有摆摊的共同话题，比较投缘。等饭局收场，大家朝外面走。沪生与小琴，边走边聊。陶陶想跟过去，玲子一把拉过陶陶，回到店堂里来。玲子笑笑说，陶陶，想到啥了。陶陶说，啥。玲子说，看见身边小琴，想到啥呢。陶陶说，我想不出。玲子说，想到芳妹了对吧。陶陶说，为啥。玲子惊讶说，有良心吧，已经忘记了。陶陶不响。玲子说，陶陶认得芳妹，是我请的客，忘记了。

陶陶说，这我晓得。玲子说，当时的芳妹，坐陶陶右手边，芳妹摆摊卖毛巾，这一夜跟陶陶讲得热络，一男一女，因为摆摊，热络投机，陶陶三花四花，花来花去，谈来谈去，两只摊位，摆到一道，最后，绣花枕头并排，做了夫妻。陶陶不响。玲子说，现在，陶陶右手边，坐一个小琴，我是明眼人，开通人，但要当心了，不可以七花八花，弄我的小姊妹，弄得不好，要出大事体的，晓得吧。陶陶说，我晓得，放心好了。陶陶告辞，走出了店堂。“夜东京”外面，苏州范总开了车门，送俞小姐回去。小阿嫂陪葛老师慢慢走。大家四散。小琴立于梧桐树旁边，低鬟凝目，一动不动，见陶陶出来，走前了几步。陶陶对小琴笑笑。两个人不响。小琴说，陶陶有空，到华亭路来看我。陶陶说，好呀。小琴说，我走了。陶陶挥挥手。两个人告别。